茶葉進入西藏的時間和地點是學者們關注的一個熱點，主要以《漢藏史記》為主要依據，但它對茶葉流動的記述具有民間傳說故事特征，而且成書是在1434年（明朝為宣德九年），對于贊普提到的江浙、湖廣、安徽等地所產的名貴茶葉是否那么早進入需要論證，畢竟這是在事隔幾百年后討論茶葉，作者當時已經很熟悉名茶，但那時候的贊普未必熟悉?！稘h藏史記》其傳本甚少，1985年，四川民族出版社據我國藏學家王堯提供的國外抄本鉛印出版。主要記述了漢藏文化的交融交流，以及各地的地理環(huán)境、地名的由來，人文歷史、名勝古跡，文化藝術、各地古今文字結構等內容。對研究元史尤其具有重要價值。
對文化的考證現在有條件完成四重證據法，即“一重證據指傳世文獻。二重證據指地下出土的文字材料，包括王國維當年研究的甲骨文、金文和后來出土的大批竹簡帛書。三重證據指民俗學、民族學所提供的相關參照材料，包括口傳的神話傳說，活態(tài)的民俗禮儀等。四重證據則專指考古發(fā)掘的或傳世的遠古實物及圖像?！彪S著西藏考古的發(fā)展，近幾年對于茶葉與西藏的關系，就具備了第四重證據。
這篇文章里霍巍老師從考古新發(fā)現的茶葉與茶具，討論這些茶葉傳入藏地最早的路線與途徑，也很可能與后來唐蕃之間通過“茶馬貿易”將四川、云南、貴州等漢藏邊地茶葉輸入到藏地的傳統(tǒng)路線有所不同，而是更多地利用了這一時期通過西域“絲綢之路”進而南下阿里高原，與漢地的絲綢等奢侈品一道，行銷到西藏西部地區(qū)。
但這些觀點還需要結合茶葉發(fā)展史進一步討論。以下僅摘錄了文章的第三部分，考古發(fā)現的茶葉與茶具。
三、西藏古墓葬中茶葉及茶具遺物的新發(fā)現及其推測
綜合上述漢藏文獻史料提供的線索，茶葉初傳藏地的時間似乎都是在唐代吐蕃時期。但是，近年來西藏考古的新發(fā)現，則突破了傳統(tǒng)史籍的記載，將茶葉傳入藏地的時代大大提前。據有關資料，我國考古工作者新近在西藏西部地區(qū)開展田野考古調查與發(fā)掘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新的考古收獲。其中最為重要的發(fā)現，是一批古墓葬的發(fā)掘出土，這批古墓葬包括洞室墓、土坑砌石墓等不同形制，從墓葬中出土有帶有漢字的絲綢、黃金面具、陶器、木器、銅器、鐵器以及大量動物骨骼，顯示出墓葬的等級較高，很可能是當地豪酋的墓葬，年代上限可早到公元前3至公元前2世紀；下限可晚到公元2至3世紀前后，延續(xù)的時間較長，但都要早于吐蕃成立之前，相當于中原地區(qū)秦漢至魏晉時代。
就是在這批西藏西部的古墓葬中，發(fā)現了迄今為止最早的茶葉遺物。據中國科學院地質與環(huán)境研究室古生態(tài)學組研究員呂厚遠與國內外同行專家合作研究，觀察到從故如甲木古墓葬中發(fā)現的這些“疑似茶葉”的植物出土時已呈黑色團狀，經測定內含只有茶葉才具有的茶葉植鈣體和豐富的茶氨、咖啡因等成份，因而可以確定“這些植物遺存都是茶葉”。距碳14測年，其年代為距今約1800年左右。呂厚遠研究員認為，高寒環(huán)境下的青藏高原不生長茶樹，印度也僅有200多年的種茶歷史，所以“故如甲木出土的茶葉表明，至少在1800年前，茶葉已經通過古絲綢之路的一個分支，被輸送到海拔4500米的西藏阿里地區(qū)”。據主持這次考古發(fā)掘工作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隊仝濤研究員透露，這些茶葉出土在故如甲木墓葬隨葬的青銅器中，數量很大，“銅容器的底部都被這種黑色的東西覆蓋”。所以，對于這些茶葉的食用方式，仝濤表示或有可能并不是完全是用來泡茶飲用的，也有可能直接食用。結合現已正式公布的考古材料來看，他的這一推測是可以成立的。根據考古工作簡報，在2012年度西藏阿里發(fā)掘出土的故如甲木墓地M1當中，有一件銅盆（M1：10），器形為折沿、斜腹、折腹、平底，口沿處有兩處修補痕跡，用方形小銅片包住口沿，并用兩枚銅釘加以固定。此件銅器的器表有黑色的煙炱痕跡，“發(fā)現時內置一銅勺，有茶葉狀植物葉片結塊，由于銅銹染作綠色”。同墓中另一件銅壺（M1：9）器形為盤口、束頸、折肩、鼓腹、圜底，器表也有黑色的煙炱痕跡，“內部發(fā)現有褐色茶葉狀植物葉片殘留，部分被銅銹染作綠色”。這兩件銅器都留有明顯的使用痕跡，不是專為隨葬制作的“明器”，從內部均發(fā)現茶葉狀植物殘片的現象上觀察，可以肯定這都是與煮茶、烹茶等有關的具物，當然現在還無法確定它們是一器多用，還是一具專用，但無論何者，將其視為目前在西藏發(fā)現的最早的“茶具”，應當不成問題（見圖1）。
另外，在與故如甲木墓地相距僅數千米的曲踏墓地第4號墓中，出土有四足木案3件，四足鼎形，案面呈圓盤狀，引人注目的是，在其中編號為2014M4：9的一件木案內也盛放有茶葉狀食物殘渣。（見圖2）由此可見，這些銅器和木案都是死者生前的實用器皿，并與茶葉的飲食習慣有關。將茶葉放入銅器之內，與銅器用來煮茶、烹茶有關；將茶葉同時也放在木案內，是否意味著這些木案也在飲茶、吃茶時用來放置茶具？或者直接放置過茶葉制成的食品，所以才余下來茶葉狀食物的殘渣？由于目前還沒有更多的線索，暫且存疑。
但是，既使根據以上這些有限的考古現象進行綜合分析，我們也同樣可以得出以下幾點重要的推測：（一）這些茶葉當時已經較為普遍地作為死者生前的飲食品種，所以死后才隨之入葬墓中，表明這種習俗在當地具有一定身份等級的人群中已成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要保持這種生活方式，茶葉的輸入也需要有穩(wěn)定的來源渠道。這一發(fā)現證實，早在距今1800年前，這條茶葉進入到西藏西部的通道便已經存在。至于這些茶葉具體是由何地傳來，則還雖要進一步研究。但如果聯系到墓葬中其他一些文化因素綜合分析，我們認為這些茶葉從具有飲茶之風的漢地傳來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因為第一，我們可以觀察到西藏西部這兩處墓地中來自漢地西域文化影響的若干痕跡，這些影響很可能是通過西域“絲綢之路”傳入高原西部地區(qū)。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故如甲木墓地中帶有“王侯”字樣和鳥獸紋樣的絲綢，與之相類似的帶有“胡王”漢字的絲綢過去也曾在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地和新疆營盤墓地中出土，一般認為是由中原官方織造機構制作、賜予邊疆地方王侯貴族或部落首領的標志性物品。故如甲木墓葬中出土的“一”字格鐵劍也具有中原文化的特點，發(fā)掘者認為其“有可能是仿漢地鐵劍”。此外，故如甲木和曲踏墓地中出土的方形四足箱式木棺，是漢晉以來流行于西域的漢式葬具之一，雖然被西域各國有所改造，但其基本形制的源頭應是來自于漢地。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中還出土有大量木竹器和草編器，如馬蹄形木梳、方形四足木案、旋制的木奩、鉆木取火器、草編器等，這些器物在新疆漢晉時代的墓葬中多有出土，形制特點也十分接近。考慮到我國南疆地區(qū)與西藏阿里高原自古以來就有交通與文化交流，西藏西部早期墓葬中的這些具有濃厚漢文化色彩的因素，最大的可能性是通過漢地西域南疆一帶南傳至阿里高原。如果這一推測無誤，可以成為我們考慮早在1800年前，漢地茶葉通過西域“絲綢之路”遠輸西藏阿里高原的重要通道。這比唐代吐蕃要早出將近500多年。（二）從盛放茶葉的方式來看，既有放置于銅盆內使用銅勺取用的情況，也有放置于銅壺內和木案內的情況，這些銅器表面有黑色的煙炱痕跡，表明曾經用火烹制，所以很可能對茶葉的食用方式是既可食用，亦可飲用，二者兼?zhèn)?。這與漢晉南北朝時期漢地文獻記載的食茶、飲茶之風完全相同。如唐人楊曄所撰《膳夫經手錄》一書中，介紹漢地晉宋以降的飲茶風俗：“茶，古不聞食之。晉宋以降，吳人采其葉煮，是為‘茗粥’”。由此可知唐以前飲茶之風是同飲茶水、食茶葉并舉的，流行用茶葉煮成茶粥食用的習俗，故漢地民間有“吃茶”一詞流傳至今。西藏西部發(fā)現的這些考古遺跡，是否也暗示著墓主人生前的飲茶與食茶習慣也隨同茶葉輸入到藏地一道，受到漢晉時期漢地生活方式的影響？（三）這兩處墓地還出土有大量的木器、陶器的杯子，甚至還發(fā)現用來給木碗口沿包邊的銅碗沿（M3：1）[13]，這和后來藏地流行的用來飲食酥油茶和糌粑面的器皿——木碗十分相似。而且，在許多器物的內表還發(fā)現殘留有白色的漿質物體留下的痕跡。那么，這些木制和陶制的杯子、用銅口沿包邊的木碗當中，是否也有可能存在著當時用于飲茶的茶杯和茶碗？當時是否已經開始出現將茶葉與奶制品、鹽等混合制作飲料（即后來藏地流行的酥油茶）的習俗？雖然目前由于缺乏更深入的研究，對于這些問題還難以斷定，但至少可以考慮到這些可能性的存在。前文中我們已經提及，在藏族史書《漢藏史集》中講到，在發(fā)現茶葉可以飲用的同時，吐蕃國王還聽聞此種樹葉乃上等飲料，飲用它的器具，不能用以前的瑪瑙杯、金銀等珍寶制成的器具，而需要找一種名叫“碗”的器具，于是便派人前往漢地尋求此物。最后，吐蕃人在漢地制碗工匠的幫助之下，利用吐蕃當地的原料制作出了以前吐蕃所沒有的飲茶的碗，認為這是“茶葉和碗最初在吐蕃出現的情形”。如果剔除當中神話傳說色彩的成份，我認為這里很可能保留著藏民族對漢地茶葉、飲茶方式以及飲茶器具最為古樸和原始的“歷史文化記憶”——茶葉和茶碗都是同時從漢地傳入到藏地來的。西藏西部的考古新發(fā)現的茶和用具，與后世的文獻記載之間的暗合，很難說只是一種無意中的“巧合”，當中或許便保存著某些歷史的真實信息在內，需要我們認真地將考古與文獻材料細加對照梳理，或可最終揭示出其本來面目。（四）最為重要的一點在于，西藏考古的新發(fā)現再次改變了人們的傳統(tǒng)認識與舊有知識，證明茶葉傳入藏地的時間比起漢藏文獻記載所稱是公元7世紀之后，要早出許多，大體可以肯定是在相當于中原漢晉時代甚至更早，便已經有一定規(guī)模和數量的茶葉進入到西藏高原。而且，這些最早的茶葉傳入藏地的路線與途徑，也很可能與后來唐宋之際通過“茶馬貿易”將四川、云南、貴州等漢藏邊地茶葉輸入到藏地的傳統(tǒng)路線——即所謂“茶馬古道”有所不同，而是更多地利用了漢晉時期通過西域漢晉“絲綢之路”，進而南下阿里高原，與漢地的絲綢等奢侈品一道，行銷到西藏西部地區(qū)。（孫老師認為：漢晉時期中原茶葉的情況需要論證）
綜上所述，給予人們一個深刻的啟示：考古學的科學證據有力地印證了漢藏之間早期文化交流的真實狀況，尤其是提供了若干重要的細節(jié)，再現出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場景，這是后世僅有的文獻材料所很難包羅覆蓋的。正是因為地下出土文物提供的前所未有的新線索，讓我們不能不重新思考過去似乎早已成為“定論”的許多觀點。就目前西藏西部的考古發(fā)現而論，它已經讓我們再次認識到這個區(qū)域在“象雄文明”和“吐蕃早期文明”研究中的獨特價值，由于這個區(qū)域處在西藏高原與南亞、中亞和東亞的“十字路口”，早在吐蕃政權建立之前（公元7世紀），很可能便通過若干條縱橫于高原之上的交通路線，與這些地區(qū)悠久而燦爛的古代文明發(fā)生過密切的交往與聯系。茶葉的傳入只是當時人們物質生活中的一個例子而已，但它卻可以有力地證明，漢地與藏地之間、漢藏兩族人民之間的友好往來，沖破自然條件和環(huán)境的艱難險阻，有著多么久遠的歷史和多么難以想象的豐富細節(jié)，這是我們永久的歷史遺產。地下的考古資料隨著西藏考古的深入開展，將會越來越豐富地顯現出過去未曾發(fā)現的世界。可以預測，隨著新發(fā)現的層出不窮，漢藏文化交流的早期歷史還會不斷增添新的內容，不斷改寫舊有的認識。這也是考古學本身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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